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英语翻译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其理论体系的发展与演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翻译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门融合语言学、文学、文化学及哲学等多学科的综合性艺术。近年来，翻译理论研究呈现出多元化、跨学科的特点，为实践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在翻译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最早可追溯至古代的直译与意译之争。直译强调忠实于原文的形式和结构，力求逐字对应；而意译则更注重传递原文的意义和精神，追求译入语的自然流畅。这一争论贯穿了翻译理论的整个历史，并为后续理论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二十世纪初，随着语言学的兴起，翻译研究开始走向系统化。美国语言学家尤金·奈达提出的“动态对等”理论成为里程碑式的成果。他强调翻译应实现功能对等，即译文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感受应与原文读者对原文的理解和感受尽可能一致。这一理论尤其适用于圣经翻译，对后来的功能主义学派产生了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英国语言学家彼得·纽马克则提出了“交际翻译”与“语义翻译”的分类。交际翻译注重译文的可读性和交际效果，常用于实用文本；而语义翻译则更关注原文的语义内容，多用于文学或哲学著作。纽马克的理论为翻译实践提供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帮助译者根据文本类型和翻译目的选择合适策略。
二十世纪后期，翻译研究迎来了“文化转向”。学者们开始超越纯粹的语言层面，将翻译置于更广阔的文化、历史和社会背景中考察。以色列学者吉迪恩·图里提出的“规范理论”指出，翻译行为受到社会文化规范的制约，译者需在多种规范之间做出选择。此外，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后殖民翻译理论等纷纷涌现，强调翻译中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和身份政治问题。这些理论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野，使其从技术性活动转变为文化干预的重要手段。
进入二十一世纪，功能主义学派进一步发展为“目的论”，由德国学者凯瑟琳娜·赖斯和汉斯·弗米尔提出。该理论认为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译文应优先满足委托人的要求和预期功能。目的论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强调译者的主体性和决策权，为专业领域的翻译实践提供了实用框架。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翻译技术的迅猛发展，翻译理论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计算机辅助翻译（CAT）和神经网络机器翻译（NMT）正在改变传统翻译模式，但人类译者的创造性、文化判断和伦理责任仍不可替代。当前的研究越来越多地关注人机协作的模式，如何将理论原则应用于技术开发，以及如何确保机器翻译的产出符合文化敏感性和伦理标准。
尽管理论层出不穷，但翻译的核心始终在于平衡忠实与创造、形式与内容、源语文化与目标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优秀的译者不仅需要掌握语言技能，还需具备深厚的文化素养和理论意识，以应对复杂多变的翻译任务。未来，随着跨学科研究的深化，翻译理论将继续演化，为人类沟通与世界文化的多样性贡献更多智慧。